談粵語正音

作者:諸葛羲

文章來源:  《香港三國論壇 》2007年1月4日


「正音」的問題,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。古往今來,未聞有甚麼「正音運動」;即使有,也多失敗告終。至於現代「粵語正音」的火為何越燒越旺,倒值得我輩覃思。我估計其深層原因有二:1. 香港文化的自覺;2. 一般人對語言存有一種神秘感。本乎此,某些別有用心的學者便因利乘便,以「語言學家」或「正音專家」自居,起而倡「正音」之論。

甚麼是香港文化的自覺?這是與以普通話為共同語的中國相對而言的。我們都知道,普通話原是北方方言,明清時已被應用為官方共同語(故又名官話),中共建國後又強制推廣至全國各階層,定於一尊。因之普通話逐漸被「規範化」,成為標準語。這可視作一種「正音運動」,而「正音」的本質既非出於文化承傳的考慮,也不是為了方便全國人民溝通,純然是政治目的使然。這個道理,前世皆然。隋代陸法言編《切韻》,固有助寫詩作賦,但我們也不能排除有利政治統一這個可能。《切韻序》謂當時「吳楚則時傷輕淺,燕趙則多傷重濁,秦隴則去聲為入,梁益則平聲似去」。各地土風殊異,有礙混一區宇的大業。開皇初年,劉臻、顏之推等八人到陸爽(法言父)家研究音韻,「因論南北是非,古今通塞」,「捃選精切,除削疏緩」,再讓陸法言把結果記下來,後來編成《切韻》一書。為甚麼叫《切韻》?「切」是精切準確的意思。《顏氏家訓‧音辭篇》云:「頗事言詞,少為切正。」《文心雕龍‧聲律篇》云:「凡切韻之動,勢若轉圜;訛音之作,甚於枘方。」此以「切」「訛」對舉,可見「切」有精確之義。因此,《切韻》在當時實有「正音」的意味。它折衷南北,綜合古今,作用在教人讀音,方便文士創作,故韻部分得很細,有一百九十三部之多(一時一地之方音,決不可能有那麼多的韻部)。也就是說,《切韻》的讀音在社會上並不通行,大概只通行於知識分子而已(如此則「正音」的藍圖未有實現)。《切韻》的政治意義如此明顯,其所以產生於結束南北分裂局面的隋代,恐非偶然。《切韻》宋後已亡(敦煌莫高窟有殘卷),今存繼《切韻》而作的韻書最完整者,當推北宋陳彭年、丘雍的《廣韻》。《廣韻》的「廣」指增廣,「廣韻」意即增廣《切韻》,故其音系悉依《切韻》而稍變之。我們現在如果要研究中古音系,主要就是根據《廣韻》。諷刺的是,被香港的「粵語正音專家」何文匯奉為圭臬的,也是這部《廣韻》。

準上所述,「正音」多少總是為政治而服務的,捨此則「正音」師出無名。粵語作為方言之一種,既不是共同語,又不是標準語,而粵人也不見得有任何政治需要,我實在不明白「正音」的意義何在。奇怪的是,當何氏等人在電視、電台上說了兩三句話,香港人便如風吹草偃,莫不景從,跟著他們「正音」去了。或許香港人在八十年代以後自覺有必要強調本土文化,遂跟隨何氏把粵方言規範化吧。須知一種語言的規範化,有其深厚的政治意義在內。不過,即使事實如我所言,何氏的「粵語正音」理論還是不值得提倡的。

何氏在他的「粵語正音」著作中,一味借講平仄、反切這些音韻學基礎常識,散佈煙幕,使一般人看了,誤以為他是音韻專家。其實,只要你稍有一點音韻學根柢,便能看穿他的黔驢之技。不過,他卻一再暴露他粗淺的音韻學「理論」。俯拾皆是,舉不勝舉。(案:下引何氏著作,根據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編印的《粵音常識》講義;此講義標明參考何氏《粵音平仄入門》、《粵音正音示例》、《日常錯讀字》三書,實是迻錄,並無改動。)

例一:

我們日常讀錯的字,可謂不勝枚舉。以下隨便舉出一百個常聽到的錯讀字,並且把正確讀音注出。
(第九章,日常錯讀字)

案:我從來沒有見過一個治語言學或音韻學的人會發此謬論,而且發得如斯狂妄。語言是人與人溝通的津梁,傳情達意都靠它。我完全不能想像,一個社會的「日常讀錯字」會達到「不勝枚舉」的境地。何氏謂隨便即能舉出一百個日常錯讀字,可見在他眼中,「日常錯讀字」的總數肯定遠超於一百。果真如此,人們根本不能有效溝通,而這種語言亦必將被歷史淘汰。試想,一種語言有那麼多日常容易讀錯的字,留之何用?這個道理本甚明白,無待長篇大論而人人能解。因此,就算是一個普通人,沒有受過語言學的訓練,只要他有一分謙恭、一分謹慎,也不敢像何氏那樣大放厥詞。

甚麼是讀對?甚麼是讀錯?我們似乎從來沒有搞清楚。小時候我們唸書,老師總會說我們這個字讀錯,那個字讀錯。你問為甚麼這個字唸這個音,老師往往叫你查字典。至於字典的注音從何而來,連老師也搞不懂了。我說一般人對語言存有神秘感,原因就在這裡。我們惑於這種神秘感,只知道字音必然有對有錯,而不知字有文白二讀,不可混淆。老師教我們唸書的讀音,是文讀,又叫讀書音。我們唸的書離不開文學作品,文學作品的語言與我們日常使用的語言是有差距的。日常語言(白讀)但求彼此明白,達到溝通的功能即可。比如「鬆弛」的「弛」,何氏據《廣韻》「施是切」,認為「正讀」為「始」(粵語直音,下同),讀「遲」是錯的。可是我根本沒聽過現在有人讀「弛」作「始」的。你讀「正音」,別人反而聽不明白。又如「姓任」的「任」,何氏據《廣韻》「如林切」,認為作姓氏用時「正讀」為「淫」。可是,我從沒聽過現在姓任的人有把自己的姓氏讀作「淫」的。為甚麼會出現這個情況,這是語言學家的研究目標,但誰也不能說他們讀錯。說他們讀錯自己的姓氏,何其不敬。況且那很可能是他們的先祖世代相傳的讀音,我們無由誣其讀錯。我不是語言學家,對此姑妄作一猜測:粵人多諱,因為「任」「淫」音同,把「姓任」的「任」讀成「淫」,煞是不雅,故轉讀成「責任」之「任」(去聲)。果爾,則此一轉讀當不始於近代,而是古已有之。其實,何氏所舉的「日常錯讀字」,大半都是這樣:生活中把那些「正音」唸出來,徒令人們覺得彆扭,甚或影響交際,吾未見其明也。

然而,當我們唸古典文學作品,便不能亂來了。這是因為文學作品不是用現代的語言寫的,所以我們在唸的時候,應該盡量用接近古音的讀音,以存其古貌。尤其是鏗鏘可誦的詩詞曲賦(韻文),更當如此。比如白居易的名詩《慈烏夜啼》,裡面有「應是母慈重,使爾悲不任」一句。這個「任」是押韻字,與上下文的「音」、「林」、「襟」、「心」、「深」、「臨」、「禽」、「參」為韻,故應唸「淫」(平聲),否則破壞格律,有失諧和。這就是文讀。文讀與白讀,應該分清楚。我們決不可以用文讀的規範束縛白讀,戕害日常語言的溝通的功能。

例二:

所謂正確讀音,主要是參考《廣韻》的切音而得出來的。《廣韻》是《切韻》和《唐韻》的延續,集中古音的大成。所以時至今日,我們還是奉《廣韻》的切音為圭臬。用粵音來切《廣韻》的中古音,大致上很準確,但也常有不盡相符的地方。其中變化的軌迹,要專家才能追尋。不過,一般人只要多做切音,也可領略到一些基本的規律。
(第九章,日常錯讀字)

在中國,讀音最全面和最有效的「約定俗成」在隋朝開始〔……〕《切韻》裡面的讀音,其實包括了早已約定俗成的音和專家們當時約定而成的音〔……〕自《切韻》到《廣韻》四百年間,學子和士大夫都以《切韻》系統為依歸。這不但是真真正正的約定俗成,而且得到官方承認,成為我國中古音的標準〔……〕粵音是《廣韻》系統的遺裔,千多年來,《廣韻》聲母和韻母在粵音所起的變化也大致上有軌迹可尋。可以說,我們的粵讀已經俗成了。既然已經俗成,又有一套現成的切音做指引,為甚麼還要費神重新約定呢?(引案:此後尚有數問,文繁不引)其實在今天才再為粵音提出約定俗成,恐怕只不過是希望一己的錯讀得到別人的默許罷了。換言之,提出約定俗成的人,主要就是希望習非勝是。(《談談「約定俗成」與「習非勝是」》)

案:何氏之說大謬。謬處之多,不煩稱引,只要略揭數言,讀者自可明白。「所謂正確讀音,主要是參考《廣韻》的切音而得出來的。」何氏這番話毫無根據。我們豈可因「用粵音來切《廣韻》的中古音,大致上很準確」和用粵音來讀唐詩平仄無誤這兩個片面的理據,便妄言「粵音是《廣韻》系統的遺裔」或「時至今日,我們還是奉《廣韻》的切音為圭臬」?既明知《廣韻》集中古音之大成,又以此作為現代粵音的繩墨,簡直是自相矛盾。粵音是《廣韻》系統的遺裔,難道普通話及其他漢語方言不是嗎?為強調粵音的獨特性,不意何氏愚昧乃爾。事實上,粵語並不如何氏所說的那麼獨特,有些地方粵語反不如普通話近古。舉個淺例,「灰」、「虎」、「呼」等字在中古屬喉音曉母[ x- ],在現代普通話仍保留這個[ x- ](漢語拼音作h-)的讀音,但在粵語卻已轉讀為唇音[ f- ]了。因此,我們不可盲目散佈「粵語優於普通話」的論調。在承認「粵音是《廣韻》系統的遺裔」的同時,我們也必須承認普通話及其他方言與《廣韻》系統的繼承關係。事實如此,不容隱瞞。

另外,何氏把「約定俗成」與「習非勝是」混為一談,也是教人難以苟同的。「約定俗成」,語出《荀子‧正名篇》:「名無固宜,約之以命,約定俗成謂之宜,異於約則謂之不宜。名無固實,約之以命實,約定俗成,謂之實名。名有固善,徑易而不拂,謂之善名。」「約定俗成」指社會大眾經過長期實踐而形成的習慣,這可以是事物的名稱、文字的讀音、道德的標準等。這個「約」和「俗」,根本沒有是非之別,不明白何以何氏硬要為「約」和「名」套上「非」的帽子。再者,「約定俗成」豈有時限可言?何氏認為《廣韻》演變到今天的粵音,有跡可尋,所以「粵讀已經俗成了」,不能再「重新約定」。這種說法真是幼稚得可笑。語言的演變怎麼可能說成就成?不要忘記,現在討論的不是個別的讀音問題,而是整個粵音系統。可以說,語言隨時而變,「約定俗成」是毫不間斷的。社會在不斷演進,語言的生命也在不斷演進,誰敢說十年或二十年後的粵音與今天的一模一樣?

《切韻》是否「約定俗成」,尚待深論。可是,何氏說《切韻》、《廣韻》得到士林和朝廷的承認而成為中國中古音的標準,正好反映出《切韻》、《廣韻》「約定俗成」或「正音」的失敗。似乎何氏誤會中國的老百姓亙古以來都飽讀詩書,否則他不會有《切韻》是「最全面和最有效」的「約定俗成」這種怪論。即使《切韻》、《廣韻》在當時風靡全國,人所共遵,以一兩部一千多年前的韻書來「糾正」今天廣東一隅的日常讀音,天下間唯何氏一人敢言敢作罷了。

順帶一提,我不得不為何氏經常掛在口邊的「廣播員」叫屈鳴冤。何氏云:「我們日常的錯讀,主要是受廣播員影響而成的。」(《談談「約定俗成」與「習非勝是」》)又云:「目前,絕大多數廣播員混淆了l和n聲母的字,影響所及,香港很多人都混淆這兩個聲母。」(第十章,l-和n-)這些不負責任的論調,毫無事實根據,對廣播員來說是很大的侮辱。

真正的語言學家和音韻學家是怎樣看待方言的讀音問題的?記得啟功先生講過一個掌故:

近代語音、文字大師沈兼士先生有一句名言,對我啟發很深。有一天,有一個人也就是顧隨先生(引案:顧隨先生是近代詩詞大師。)的弟弟,他在北大唸書,拿一個字去問沈先生,說,這個字究竟應該讀甚麼音?沈先生說了一句話,我覺得這句話也是千古不磨的重要的一句話,叫做「大家讀甚麼音,就讀甚麼音」。
————啟功《啟功講學錄》(香港:中華書局,2005年)

沈兼士先生在《關於考訂方言用字答魏建功君書》中說道:

我對於研究方言,是抱定「考證而不輕易改定」的宗旨〔……〕1. 考證是近於研究的供參考的態度;改定是近於獨斷的定一尊的態度〔……〕3. 保存現代方言的真面目:一以備查考音義轉變之軌跡,一以備後代研究現代方言的材料,這也是我們應負的責任。
————沈兼士《關於考訂方言用字答魏建功君書》,載《沈兼士學術論文集》(北京:中華書局,2004年)

趙元任先生在《何為正音》中舉出中外很多例子,說明方言的複雜性與通語的重要性。他提到:

語言在那兒變,只好承認現實跟著變,或者再嚴格一點兒,拿現在知識階級讀書人的口吻裡頭所有的作為標準。假如從前認為錯的,現在人人都是這樣念的,那只好將錯就錯了。這個是所謂「習非成是」,既成事實,你沒法子不承認的。
————趙元任《語言問題》(北京:商務印書館,2003年)

他指出制定標準須依民意,以適應語言的變遷。關於語言的變遷,明朝的陳第在《毛詩古音考》早已發其端緒:「蓋時有古今,地有南北,字有更革,音有轉移,亦勢所必至。」羅常培先生在《音韻學不是絕學》中參酌清人段玉裁的《六書音均表‧音韻隨時代遷移說》,分中國語音為六期,藉以明古今音變:

第壹期 周秦至漢初
第貳期 漢武帝末至漢末
第參期 魏晉南北朝
第肆期 隋唐宋
第伍期 元明清
第陸期 現代

他又說道:

這幾期各有它的特點,應該平等看待,不可妄加軒輊。咱們不單要客觀的認清每一時期的現象,而且要根據音理來解釋各種現象。比如說〔……〕《中原音韻》的系統明明可以代表元明以來的北音,而一般墨守《廣韻》,乃至於《平水韻》的人,總以為它不是正統的韻書,他們雖然「節節失敗於口中」,卻仍要「時時爭執於紙上」:這便是抹煞歷史事實不達通變的態度〔……〕處處還它一個歷史的地位,時時要求一個合理的解釋,這就是研究音韻學史的正當態度。
————羅常培《音韻學不是絕學》,載《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集》(北京:商務印書館,2004年)

魏建功先生也說道:

時的遷移與人的趨便互為經緯,促成語言變化。兩者之間限之以相當區域就有了「方言」「通語」的不同〔……〕方言裡的內容往往各地保存若干時代音系通語或方言的痕跡,但一地所存不定是一個時代的某一整系統〔……〕聲音的變遷不是像法律制度的更改,他是由點滴積漸的趨向到全盤翻轉,我們只有隨時分析他的條例,而不能按住條例死變。
————魏建功《古音系研究》(北京:中華書局,2004年)

此外,趙元任、羅常培、王力、李方桂諸先生,都先後對不少方言及少數民族的語言進行過調查。他們從來沒有用某部「權威」韻書去「糾正」別人的讀音,只是很老實的調查:先承認語言現象的存在,再進行研究、分析。何氏的「正音」謬論,在這些大師寬廣的胸襟下,實在微不足道,不值一駁。